俄国敦煌学概况
www.517dunhuang.com 2006-3-7 下午 11:58:13 作者：韩锋 来源：敦煌研究院
敦煌学”一词，据王冀青先生考证，最早出自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之口。1925年12月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石滨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1930年，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从陈寅恪先生的意思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姜先生把“敦煌学”之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已为广大学者所接受。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后来他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学科。”当代研究敦煌文献的专家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说：“有关敦煌学的存在问题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从目前来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学所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写本，和我们常常使用的印本书籍材料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此外，这些资料都出自边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需要对当地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这批资料；而且，敦煌学提供了一些研究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等等问题的特殊材料，从而出现了新的课题供我们研究；此外，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日益壮大，而且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大体上自有其研究范围，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可见，随着对敦煌及附近出土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学”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虽然含有偶然成分，但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在新疆库车买到部分出土古梵文经典，并写信向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总干事霍尔宁通报消息，这封信便成为敦煌学的起源。此后，东西方列强纷纷派出探险队、考察队，来敦煌及周边地区大肆盗掘，珍贵文献不断流散，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据说，第一个到敦煌收罗文献的便是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他于1905年到黑城盗掘文物，听说藏经洞之事，急忙赶到敦煌，用六包日用品骗换了两包古写本。其实，本文认为，真要讲俄国敦煌学之起源，至少还要再向前推35年，从普尔热瓦尔斯基1870年开始的“中央亚细亚考察”谈起。
一、中亚探险和文物收集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以“第一个中央亚细亚考察家”在俄国和国外享有盛名的，他曾被誉为中亚探险三巨头（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一。俄国人所谓“中央亚细亚”是根据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定义，指包括内外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和青藏高原在内的大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而普氏的考察即是针对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从1870年到1888年，普氏倾注他全部精力于“中央亚细亚考察”，前后达18年之久，先后亲自领导并实施了四次来华考察：第一次是蒙古探险，持续三年之久（1870—1873）；第二次是罗布泊探险，历时一年零八个月（1876——1878）；第三次是西藏探险，历时七个月（1879——1880）；第四次是青藏高原探险，历时两年（1883——1885）。其中，第三次考察途中，走访了敦煌千佛洞，在他此行的考察报告《从斋桑经哈密往西藏及黄河发源地》中，留下了关于那里的古迹的详细纪录。这些考察构成了他一生考察的主要内容，使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普氏的考察具有两面性：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亲历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行程总计3.2万公里，考察并校正了许多地点的相对地理位置，使亚洲这一地区的地图面貌为之一新。他还在一些地方进行过气象、气候观测，搜集了一些岩石、土壤样品。他四次考察共带走鸟类标本5010个，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鱼类标本近2400个。这些都为博物学和研究亚洲内陆动植物区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普氏生平留下了大量著作（包括考察报告、旅行记、报导、书信、日记等）、地图、照片、绘画和为数众多的各类实物，为地理学、中国边疆史地、中俄关系史以及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自然变迁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丰富资料。作为一名俄国军官，他又是一个为沙俄对华侵略扩张服务的殖民主义者。他的四次中亚考察，均由俄国政府批准支持并得到资金、物质等的大力帮助。这在他向俄军参谋部递交的《关于中国现状》、《关于回民起事的情报》以及《关于对华战争的新设想》等报告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沙皇俄国在吐鲁番地区的活动，开始在19世纪后期。公元1879年，俄国的植物学家里盖尔（又译为雷格尔）到达吐鲁番，他曾被称为近二百年来第一个到达吐鲁番的欧洲人。
19世纪80年代，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1837—1908）已经开始收集中亚文物和文献，并将他从喀什居民手中所获的一件贝叶型写本送给亚洲博物馆，由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加以研究，确定为梵文之外的一种用婆罗谜字母写的中亚古语（后来方知为于阗语）。1891年，奥登堡提请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敦促俄国驻喀什领事收集中亚古物并尽早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做考古调查。此后，俄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892——1893年的冬天，彼得罗夫斯基寄送给奥登堡一百余件得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居民的写本残片。彼得罗夫斯基死后两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通过奥登堡寄赠给俄国科学院一批相当数量的写本，许多写本上有彼得罗夫斯基的注记，推测是他从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到而未来得及带走的。这批写本包括著名的梵文《妙法莲花经》，所谓于阗文“E”写本也在其中，还有一些吐火罗文材料。总之，彼得罗夫斯基所获新疆古代文献资料，计有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板文书，297件于阗文献，3件龟兹文残卷，4件藏文写本，4件未比定文书，总共582项。
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率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在新疆考察，获四组回鹘文写本和一些波斯文写本。具体情况在其撰写的《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中亚考察初步报告》和《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所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纪要》两文中有详细记载。
1896年，俄国著名旅行家、中亚学者科兹洛夫把成袋的梵文、汉文、回鹘文手稿残本送回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这些发现引起了俄国东方学者的注意。
1898年，俄国科学院派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人种学科学院院长克莱门茨（又译为克列门兹）受突厥学家拉德洛夫派遣，带队前往吐鲁番绿洲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考察该地区的佛教寺院遗址，为俄国对东突厥斯坦系统深入地研究作初步调查。克莱门茨考察了高昌故城、阿斯塔那、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和古墓遗址，测量了石窟等建筑，绘制了测量和壁画的草图，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收集了许多手写原稿和佛教壁画残片。克莱门茨用德文撰写了此行的考察报告，题曰《1898年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吐鲁番考察报告》。1899年12月14日，在罗马召开的第12次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克莱门茨提交了他的考察结果，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其实，俄国对我国敦煌及新疆文物和文献的大规模劫掠，是由一个与沙俄外交部有密切关系的所谓“俄国委员会”主持的。该委员会是号称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189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盗掘活动和劫走文书，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垂涎，会上，一些人“吁请”俄国政府及有关机构继续进行克列门兹的工作。拉德洛夫向大会提出了一个提案，建立一个国际协会。他的提案被通过，协会的中央委员会确定为彼得堡“俄国委员会”。协会章程草案的制定，委托给俄国人。1902年，在汉堡举行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述协会被定名为“中亚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国际学会”。总部设在彼得堡，在各国设分会。拉德洛夫与奥登堡被委托组织“俄国中央委员会”。
“俄国委员会”，按照其组织者奥登堡等人的想法，是一个这样的组织：“联合俄国研究远东及中亚学术机构的代表，并联合（政府）各部的代表，在更为广泛的研究中亚与东亚的任务方面，比各学术机构更为有力”。委员会成员除有帝俄科学院、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考古委员会、地理协会、俄国考古协会代表外，沙皇宫廷、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国民教育部与内务部各有一名代表。沙皇宫廷大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成为委员会成员，他是俄国政府殖民政策的推行者。军事代表则是总参谋部亚洲分部主任瓦西里元帅。“章程规定，俄国委员会完全从属于外交部，由外交部长确定委员会成员及其中央局、主席、副主席及两名书记”。这就充分暴露了所谓“俄国委员会”实际上是沙俄外交部的工具。
“俄国委员会”自1902年诞生，于1918年结束。它策划了一系列在我国的“探查”活动。以新疆地区为例：1904年，“俄国委员会”即已派别列佐夫斯基往库车，杜丁往吐鲁番。而“俄国委员会”发起人之一奥登堡的两次中国西北之行，也是由这个委员会派遣的。
1903年2月，沙皇尼古拉十一世批准了俄罗斯中、东亚研究协会的申请，同意从国库拔发5，000卢布，给协会作考察之费用。
1903年11月1日，协会就接受了奥登堡“关于装备克莱门茨领导的吐鲁番、库车考古考察队的建议”，政府也赞同这一决定，并拔出一项专款用于考察，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俄国大规模的中亚考察未能实现。
1905至1906年，俄罗斯中、东亚研究协会拔经费派别列佐夫斯基兄弟前往库车进行小规模的考察。这次考察，他们带回了库车地区库木吐拉、克孜尔等石窟的壁画和雕塑作品，窟内的照片以及由别列佐夫斯基临摹的壁画稿。
1906至1907年，科卡诺夫斯基率考察队再访吐鲁番，共得到20项文献资料，其中有一件纸本梵文写本，九件汉文写本，两件藏文写本和印本，一件蒙文印本，三件回鹘文写本，两件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以及几件粟特文摩尼教文书。这些资料先是交给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而后转归亚洲博物馆收藏，由奥登堡编写成《科卡诺夫斯基博士自吐鲁番所收集的古物简明目录》。
俄国人在中国的探险考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应该说是西夏古城遗址黑城的发现。就在奥登堡忙于筹备第一次中亚探险的时候，由科兹洛夫领导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考察队于1908年3月和1909年5月两次来到这座被称之为死城的唐古特人的古城遗址黑城。此处遗址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西夏文和中文手稿、佛教绘画和雕塑品。科兹洛夫率考察队发掘了西夏古城哈拉浩特（黑城），获得大约8000件西夏、汉、藏、蒙文等文字材料和约3500件文物材料。这些文献和文物以其完整性而有别于俄国其他收集品，因而其实质上的数量相当庞大。科兹洛夫此行的考察报告《蒙古、安多、哈拉浩特死城》于是1923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出版。这批资料起初收藏在苏联科学院民族人类博物馆，1931年至1932年间转交给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
1908年，协会在皇室乡间行宫举办了一次有关东突厥斯坦的展览，向展览会提供的艺术品和考古文物是俄国协会从边疆运抵的。这次展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乃决定拔出专款用以组织到东突厥斯坦进行新的考察，并委托奥登堡制定一个更大规模的考察计划。1908年月12月16日，俄国协会就奥登堡报告中拟定的研究计划和预算，决定组织一个以拉德洛夫为首的筹备小组，其中包括维谢洛夫斯基、克列门兹、奥登堡、什切恩别尔格在内。该小组针对组织去东突厥斯坦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商讨。然后决定拔款85，000卢布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而1909年只能拔35，000卢布，指派奥登堡偕同杜丁和一个考古学家进行八个月的考察，第二年再派一个大一点的考察队，并预先从中国史料中收集有关古代地区的文献资料”，在1909年2月11日俄国协会的会议上，正式宣告政府同意这一计划。
1909年6月6日，以奥登堡为队长的俄国考察队正式从彼得堡出发，其队员有画家兼照相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考古学家卡缅斯基、考古学家助手彼特连柯。当考察队于6月22日到达楚古恰克后，奥登堡又雇了一名翻译——霍托。在由楚古恰克到乌鲁木齐的途中，他们发现了许多古墓，但并没有发掘。到达乌鲁木齐后，他们在俄国领事H·H·克罗特科夫的帮助下，考察了乌兰——巴依古城的遗址，拍摄了一些照片，画下了总的平面图，还作了一些发掘。考察队的下一步路线有下列几个地点：卡拉沙尔——吐鲁番——库尔得亚——库恰——巴依——阿克苏——乌契——吐鲁番——卡尔信——马拉尔巴什——卡拉沙尔。
在考察队到吐鲁番之前，他们研究了一座洞窟的壁画，粗粗看了一座古城遗址，拍了些照片，画了些画，而且还绘制了建筑物平面图，取了一些样品，并对一座当地人称为“明玉”（又称为“明屋”）的佛教大寺庙遗迹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在寺庙的西北方，一个不高的山冈斜坡上，他们发现了11个有壁画和雕塑残迹的洞窟，在第10和第11洞窟中，雕塑极为有趣，有武士姿态的残部，有面目憎恶的妖怪的残部等。杜丁绘制了约150幅洞窟和建筑物的草图，他还研究了洞窟的结构，拍了270多幅照片。奥登堡和斯米尔诺夫记述了这些洞窟的情况，将洞窟中发现的佛教艺术文物进行了登记，造了一份简表，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梵文抄本。他们到了吐鲁番地区后，奥登堡在汇报材料中写了四个最重要的发掘地点：1、在雅尔上的古城。2、新城东南的古吐鲁番。3、在现今卡拉一霍扎和阿斯坦附近的维吾尔古城伊吉库特一沙里，以及吐鲁番北面谷地中的八个点。
在东土耳其斯坦旅途中，他们共画了76张草图、5张平面图、770张照片，收集了25箱壁画和其他材料。在东土耳其斯坦上述地区考察时，他们还收集了少许与当地民族生活和习俗有关的民族学资料。杜丁在谈到这些地区考察情况时写道：“所有这些地方德国人都有到过，但他们干得不好，劫掠多于研究，在他们的记载中，有许多错误和荒谬之处。对于后来的考察队来说，即使这里很多工作很枯燥，但还需要好好干上两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不多算的话。”
1909年12月19日，奥登堡在翻译霍托的陪同下来到库车（此时杜丁和斯米尔诺夫已回俄国），他想搞点发掘却未能如愿，但他却极满意地仔细观察了一些极为出色的文化遗址，如苏巴希地方的两座寺庙遗迹、希姆山谷的洞窟、吉里什、塔吉特等地方的古迹。凡他考察过的文化遗址他都绘制了平面图，他研究了壁画的风格并在平面图上作了标记。他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壁画，写有字的陶瓷碎片（如有梵文铭文的碎片）。奥登堡第一次东土耳其斯坦之行就在这里结束，1910年3月，他回到了彼得堡。
1909年至1910年奥登堡考察队作了大量工作，他们详细调查了卡拉沙尔、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的建筑群；绘制了许许多多建筑群和单个建筑物的平面图；一些清理地段的实况照片；他们花费了很多时间记述了这些古建筑物、雕塑和壁画的情况；把收集到的大量艺术品和物质文化文物运到彼得堡。奥登堡考察队带回的大量抄本以及后来捐赠给亚洲博物馆的抄本中间，有17封梵文信件，其中16封信件是1909年10月在吐鲁番的图尤克——马扎拉发现的，还有一件是在谢吉姆——阿吉扎发现的。有三件维吾尔文抄本残页，有一件上有一个印模、画有一些人物并写有波斯中世纪的文字，另外还有转交给亚洲博物馆的88件穆斯林手抄本。
考察队预定的任务和目的已顺利完成。奥登堡于1910年4月5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对考察工作做了总结，会议并决定：1、在协会《消息报》上刊登总结材料。2、以协会的名义对考察队的全体成员以及给予帮助的人士致以谢意。3、考察队运来的材料协会保有所有权。在10月2日的会议上，奥登堡就搜集书籍、抄本、古物和民族学方面的文物情况作了演讲，他还出示了考察队研究过的四本照片图册和古建筑的平面图图册。1914年，奥登堡公开发表了考察的初步研究成果的报告，这个材料作为科学著作被俄国考古协会授予最高奖赏——金质奖章。
1914年，俄国协会做出继续在中亚进行考察研究的决定。“而研究中国西部离敦煌不远的千佛洞佛教洞窟会对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的断代给予很大的帮助，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洞窟，但最早的有科学价值的情况只是到二十世纪初才从A·斯坦因和伯希和那里了解到的。”正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物，俄国协会组织了第二次赴中国东土耳其斯坦的考察，领导人仍是奥登堡。1914年3月29日，协会同意了由奥登堡制定的为时一年的考察敦煌洞窟的方案，这次旅行的基本目的在于“全面彻底研究古老的敦煌洞窟，而后，在完成预定目的的情况下，再前往吐鲁番绿洲，在那里一直考察到春天”。
考察队员经过仔细地挑选。其人员有：杜丁、斯米尔诺夫、建筑学家B·C·比尔肯别格、画家B·Φ·罗木别格、10名辅助工作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由于第二次考察队人员组成的高度专业化，这使他们得以顺利收集各种各样有意义的材料。考察队的研究工作始于1914年5月1日，终于1915年4月底。俄国协会不时收到考察队在旅途和考察地寄来的工作情况报告。奥登堡亦定期给协会写信。他在1914年6月2日从楚古恰寄给协会的信中，附有两件维吾尔抄本的片断。7月10日，信寄自乌鲁木齐，8月4日寄自哈密，8月20日寄自安西，9月3日和10月20日寄自敦煌。最后一封信谈的是研究结果。从6月3日到10月25日，奥登堡致A·Д·卢德涅夫的所有信件和电报都谈到了考察队的工作和队员动身出发时的情况，这些信件和电报都在1914年11月1日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同样，杜丁写给λ·Я·什切恩别格的信中也有许多饶有兴趣的内容。
考察队于1814年6月2日到达楚古恰克，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并预定了考察路线：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但因故没能前往吐鲁番。从哈密到安西的路途相当艰难，考察队走了11天，一路上拍了许多照片。奥登堡记述了从楚古恰克到敦煌的旅途情况，他写道：“路上我们仔细地观察了所有见到的庙宇，这种观察一直持续到安西，沿途拍了好多照片，画了许多写生画。在这里，我们才弄清楚，佛教连同当地的宗教仪式一起仍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宗教。考虑到千佛洞的十四天路程不好走，我们在安西停留了一天。”考察队的路途共用了82天，8月20日，他们来到敦煌洞窟。考察他是这样安排的：头三天总的参观，而后绘制平面图，制作壁画残片和记述洞窟情况，拍照。根据考察的结果，学者们确认：“古代洞窟的凿成时间是1500多年以前，壁画保存至今是由于气候干燥之故。”在有些洞窟发现了好些年代久远的塑像，千佛洞的考察从1914年8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这天，杜丁、斯米尔诺夫和毕尔肯别格由于天气寒冷回到哈密，11月6日，他们由那里返回俄国。奥登堡则和罗姆别格留下继续搞研究，一直到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返。1914——1915年奥登堡考察团在敦煌的考察资料主要包括：①奥登堡旅行日记和其考察队员笔记两本；②关于莫高窟的著录，共著录洞窟177个，著录笔记共6本；③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用描图纸作的线描图；④杜丁关于敦煌壁画的笔记；⑤全部摄影黑白图片资料约2000张；⑥实测图和平面图。
奥登堡考察回国后，1915年5月2日，他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出示了照片资料、部分平面草图、在洞窟发现的供印刷用的维吾尔文活字，随后他报告了研究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上，协会接受了奥登堡提出的建议，决定奖励那些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考察队员。在1915年10月24日的会议上，奥登堡向协会提交了由罗姆别格在考察期间主要是在敦煌洞窟中所完成的彩色图画，这些画还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1914——1915年对敦煌洞窟考察的结果，收集到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达2000幅图片和画在麻布、绸缎和纸上的壁画人物的临摹画，10万个维吾尔文印刷活字和许多小方木块，这是研究印刷术史的重要资料。考察队所带来的维吾尔文、中文和藏文抄本大部分是有关古代维吾尔人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的法律文件的片断。由俄国协会转交给亚洲博物馆的文件中还有一些以梵文写的信件（共6个片断），它们之中还有11张有关中亚梵文的音节表，这是一个名叫伊利迦扎诺夫的地方首领送给奥登堡的礼物。这样，赴敦煌考察的成果看来极其丰硕。
奥登堡收集的全部资料，以其对东突厥斯坦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大量史料而大大丰富了科学知识。俄国和外国研究东土尔其斯坦的学者常常参阅奥登堡考察所收集来的文献材料和艺术作品，可以这么说，有关东土尔其斯坦以往历史的每部著作，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版，都会在某种成度上利用了奥登堡的考察结果。
二、文献收藏和整理研究
俄国的收集品来路多，内容广泛，因此也比较混乱。1961年12月7日，张铁弦先生在给王重民先生的信中说：“……苏联所藏‘敦煌文库’按孟什可夫序言所陈，知是三个来源：⑴、敦煌写本大部分为奥登堡(Oldenburg)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在敦煌所得，其中小部分为奥氏一九零九——一九一零年吐鲁番探检所得。⑵、一九零九——一九一零年俄人克洛特可夫(Krotkov)携来，未指明探检地点，大概亦出自吐鲁番？（数量甚少）⑶、俄学者马洛夫(Malov)和阗探检所得，年代未详。马氏为俄国著名突厥文专家，与Radlov氏齐名。（数量不多。）据此可知‘敦煌文库’(Fondo)杂吾新疆出土文物，而《佛名经》刻本年代问题，或可以一旁证也。……”据现有资料可知，俄藏敦煌文献中，彼得洛夫斯基所获和田出土梵文和于阗文写本、奥登堡所获敦煌文书、科兹洛夫所获黑城子文献为大宗。俄罗斯所藏敦煌写本情况，很久不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奥登堡及其“考察团”成员的旅行记和工作日志都藏在前苏联科学院档案库，一直没有公开。
1915年，奥登堡所劫遗书运抵彼得格勒。1929年，交给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现在文物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写本部分则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敦煌特藏”中，实际上，“敦煌特藏”中的一部分文书，并非来自敦煌，而是从新疆等地搜劫的。
亚洲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是今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前身，1930年5月，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东方学家委员会和突厥语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该东方研究所1960——1967年曾改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1950年，东方研究所迁至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设立了分所。该分所于1956年在原东方研究所东方手稿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该所所藏敦煌文书主要是奥登堡于1914年8月到1915年1月从敦煌搜集去的。该所收藏的另一大宗重要文献是黑城出土文献，是科兹洛夫从黑城劫去的。这批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刻本。有30多张整残不一的印本元代“宝钞”，面额分别为壹贯、贰贯；还有北宋宣和年代驻扎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交界处的第七将的数十份文件，该文件纸背有著名的西夏文辞典《文海》及《文海杂类》刻印本。已赠交北京图书馆的著名的《刘知远诸宫调》亦出自黑城。关于黑城出土的汉文文献，孟列夫博士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宫殿沿岸街34号，是俄罗斯最大的一座国家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该馆现设七个部：俄罗斯文化部、文化和艺术品部、东方文化和艺术品部（简称东方部）、原始社会文化和艺术品部、希腊罗马文化和艺术品部、科学教育部、修复保护部。东方部成立于1920年，成立初期称伊斯兰东方部。1931年，古代东方部和拜占庭部与之合并，成为前苏联研究东方文化史的重要中心之一。该馆的敦煌文物收藏品，包括雕塑、壁画、绢画、纸画和麻布画以及丝织品残片等。其中，佛旗幡与麻布画幡66件；绢画佛像残卷137件；纸画佛像残卷43件；壁画14幅；大塑像4尊；织物样品58件；写卷残卷8件；摹图、照片近2000张。
1995年5-7月，敦煌研究院以段文杰院长为首的、由敦煌艺术、文献、史地专家组成的学术考察团前往俄罗斯考察访问。爱尔米塔斯社什博物馆的西夏艺术专家吉拉女士邀请他们参观她所保管和研究的黑城艺术品，据李正宇先生记述，计有绘画类，包括手绘品和刻印品有150多件，雕塑类，包括泥塑、木雕，还有陶、瓷器物与残片数百件。
1920年，阿列克谢也夫的《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汉文和朝鲜文藏卷》、1922年奥登堡的《千佛洞》都只透露了点滴情况，1917年日本人矢吹庆辉、1931年法国人伯希和对其稍有接触，但也只是简单地提及和介绍过其中的几卷写本。三十年代，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弗鲁格为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编了部分简目，即《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写本（非佛经之部）简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藏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由于弗鲁格于1942年饿死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编目工作中断，前苏联所藏敦煌卷子也再次销踪匿迹。
1957年，郑振铎在前苏联访问期间，曾看过部分敦煌文献。由于他在1958年10月遇难，没有来得及公开发表其见闻，只在写给徐森玉先生的一封信中有些反映。这封信写于1957年11月18日晚上，信中说：“我于前天到了列宁格勒，立刻开始工作。莫斯科的人告诉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万卷以上的敦煌卷子和一万多卷的西夏文佛经。所以，我很急于到这里来，在莫斯科的工作一结束，当夜就乘夜车赶来。休息了一会儿，十二时就到东方研究所去看敦煌卷子，因为时间不多，只将他们放在手边的几十卷翻阅了一下，就发现有‘维摩诘经变文’二卷，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昨天是礼拜天，不能去续看，只好到冬宫博物馆去。在那里，有中国古文物的三大宝库，一是敦煌的壁画和塑像，（原物！）二是甘肃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佛画、道教画），木刻画（‘四美人图’等）和古物，三是新疆发现的壁画和塑像等等。这些，都是不大有人知道的；……约好明天（十九日）上午去看。可能是一批“绝代的尤物”，而长久地被埋没了。整整看了将近五个小时，足不停步，而不觉得累，实在是太兴奋了！今天上午，又到了东方研究所，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下午便只能看二小时左右了。急急忙忙地看，又看了二百卷左右，都是他们事前挑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象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孝经二卷，论语子路第十三一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至八十章一卷，还有王梵志诗，五更转，十二时等等。目不暇给，手不停钞。可惜已经到了他们下班之时，天色已经黑了。只好‘留以有待’。……”由于这封信直到1986年才公开发表，所以此前世人对这些情况是都不知道的。
真正引起学术界震动的是在六十年代初，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期间，前苏联宣布了有关敦煌卷子的消息，并由列宁格勒分所陈列了敦煌文书若干件，供与会各国学者参观。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一文中说，这些敦煌写本使“来自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位多年研究敦煌写本的汉学家显得多么惊讶而不知所措”。至此，国际上才知道前苏联还藏着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但具体情况和内容、数量都不大清楚。
1963年和1967年，前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孟列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两册，著录了2954号文书。从《汉文注记目录》中看到所收藏的文物有：佛经、儒学和道学的卷子、契约文书、医书、历书、占卜书，以及墓志、题铭、绘画、印本等；除汉文外，还有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粟特文、佉卢文等。据编者称，这两册目录所著录的写本约相当总数的三分之一弱。藏文部分，萨维茨基曾编《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收录了214件。由此推知，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书约有一万件左右。但由于前苏联所藏敦煌文献资料公布的很少，目录也只出版了两册，所以直到八十年代，其确切情况也不得而知。法国敦煌学专家戴密微曾说：“当奥登堡于1914——1915年在突厥斯坦探险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搜集到手批敦煌汉文写本。在数量方面甚至可以同伦敦、巴黎和北京的那批藏卷相媲美，因为人们声称列宁格勒共藏有1万多卷，但具体数目却始终没有弄清楚。”
1983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的吴其昱先生奉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派遣，前往列宁格勒访问前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东方学研究所，阅读了部分所藏敦煌写本，并尽十日之力，对前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1986年，吴其昱先生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会议的论文是《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前苏联收藏的基本情况，从此文并结合其他材料，可以了解苏藏敦煌写本的大致情况。
另外，奥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遗书，所获来源非一，故俄藏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于藏经洞。其所劫文书在起讫年代上也很值得注意。在俄藏一万多号文书中，纪年最早的是北凉缘禾三年（即北魏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较晚的有“大宋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写本。
1991年5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代表团沙知、柴剑虹、齐陈骏三先生应邀前往列宁格勒访问，了解俄藏敦煌文书的收藏情况。据当时从事敦煌文书研究工作的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介绍，俄藏敦煌文书比以前所说的12000号要多，可能有18000号之多。1995年，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施萍婷、李正宇等先生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敦煌文物的收藏、保存和研究情况。据李正宇先生介绍，俄藏敦煌文献“目前编号已达18943号，另外还有一些碎片尚待编号”。
至于俄藏文献的价值，原先人们认为多为碎片，价值不大。施萍婷先生考察后指出，俄藏文献是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缩影。敦煌文献中常见的佛教典籍、道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敦煌文学等，应有尽有。伦敦、巴黎、北京的收藏各有独一无二之物，圣彼得堡的收藏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圣彼得堡与北京、伦敦、巴黎一起，成了世界上敦煌文献收藏的四大中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前苏联发表的敦煌学论著多属概述性质，如贾科诺娃的《敦煌的佛教古迹》、《敦煌所出中国绢织物》等。
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1957年建立敦煌研究组开始的。在前苏联创建敦煌研究组的过程中，我国学者郑振铎、梁希彦、鲍正鹄等曾给予协助。这个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的敦煌研究组，最初的成员主要有孟列夫、斯皮林等人，后来人员逐渐增多，又加入了丘古耶夫斯基等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从事敦煌文献编目，于1963年和1967年出版了两卷《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又根据目前的变化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简称《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1963年，敦煌研究组改称敦煌写本研究组，由孟列夫主持，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中国研究室领导。目前俄罗斯研究敦煌学的主要有两人，即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从1957年开始，孟列夫就研究俄藏敦煌文献，并任列宁格勒分所敦煌研究小组组长，1968年后为远东文献研究班长。已经发表论著150种左右，有关敦煌研究的重要论著除《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俄藏敦煌文献》外，还有《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维摩诘所说讲经文》、《维摩碎金》、《十吉祥变文研究》、《妙法莲华经变文研究》等，详目请参阅孟列夫编《前苏联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丘古耶夫斯基在多年研究敦煌世俗文书的基础上，编著了《敦煌汉文文书》。其第一册经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批准，编入《东方文献》丛书，已于1983年由前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包括图录、录文、译文、研究和附录等部分，共560页。其中图版101页。该书第一册共收文书73件，其中籍帐文书21件，赋役与租佃关系文书15件，寺院文书18件，贷粮文书19件。但到目前还未见第二册及以后各册的出版。第一册的汉译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前，经中俄双方学者共同努力整理编辑，《俄藏敦煌文献》（1992.12——2001.4）1——17册、《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1996.12——1998.12）1——8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俄藏敦煌文献》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主要部分。收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敦煌古代文献和以敦煌名义编号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代文献总数近两万号。这批材料的主体是俄国地理学会派遣的以奥登堡为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队于1914—1915年，在敦煌搜集的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当时离开发现藏经洞的1900年已经有十多年了。
俄藏敦煌文献分为弗洛格“Ф”编号的368件（包括补收2件）和敦煌“ДХ”编号的19092件两个部分。其中ДХ部分残片较多，构成复杂，在辗转收藏、编目和使用后，这部分特藏的原始状况已多少有所改变。按照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专家的解释，以及现在的实际情况，ДХ部分的文献是以俄文“敦煌”的字母缩写形式编号，虽然其中绝大部分是敦煌出土文献，但实际上还包含俄罗斯各次考察队、俄罗斯驻新疆官员所获得的部分新疆、黑水城文献甚至更晚时期的其他来源的文献。
《俄藏敦煌文献》总共编写为十七册。第一册至第五册收录弗洛格编号001－366号。第六册至第十七册收录敦煌编号00001－19092号。其中17015－17435号为克洛特科夫搜集的吐鲁番文献，业已按序编入。12910－14156号为马洛夫搜集的于阗文献，馆方已另作专藏，本书未能收录。最后一册末补收了新发现的两件《一切经音义》，续编作367和368号。部分中由于合并、借出、空号等原因，缺号甚多。其中原先暂作“馆藏缺”处理而最后重新找到的十来件文献，以及失号文献，亦予收录。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保存的少量敦煌文献残片亦附收于后。
《俄藏敦煌文献》后有附录部分，包括《叙录》、《年表》、《分类目录》和《索引》等。
《俄藏黑水城文献》（1-6）[汉文文献部分]、（7-11）[西夏文文献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96年月至200年月出版。
圣彼得堡所藏的西夏文献的发现，成绩应属于俄罗斯职业地理学家兼施行家彼库科兹洛夫（1863.10.15-1935.9.26）。
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八千多个编号，系中国中古宋、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少部分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距今已有700-900年的历史，均属珍本、善本和孤本。
西夏文文献就内容而言，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
一、语言文字类；二、历史法律类；三、社会文学类（如蒙学读物《三才杂字》、西夏辑译的中原地区慈愍孝行故事集《新集慈孝记》等）。四、古籍译文类。以西夏文翻译的《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六韬》等，原汉文典籍。西夏文《孝经》，译自宋朝吕惠卿注本，而汉文《孝经》吕注本早已失传，西夏文《孝经》的发现能重现这部亡佚已久的古籍。西夏翻译的多种汉文典籍，说明儒学在西夏有重要地位，表现了西夏吸纳中原文化的能力和深度，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强大影响，是研究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有价值的资料。五、佛教经典类。
作为多学科研究对象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价值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多年来，一些介绍和研究黑水城文献的著作陆续出版。其中俄国学者们为此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最早整理和研究黑水城文献的是俄国的伊凤阁，他首先找到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20年代末，龙果夫从西夏文献中选编出41种文献目录，发表在中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上（1932年第4卷第3号）。随后出版的著作有：1、聂历山：《西夏文字抄览》（1926）、《唐古特语文学》（1960），2、索弗罗诺夫和克恰诺夫：《西夏语语言研究》，3、克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西夏译汉文经典》（1966），介绍并刊布了俄藏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4、克平、克罗科洛夫、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克恰诺夫：《文海》（1969），5、克恰诺夫：《新集锦合辞》，6、克平：《西夏译孙子》（1979）、《类林》（1983）和《新集慈孝记》（1990），7、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国家的书籍现业》（1981），8、克恰诺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88-1989），[德]赫伯特弗兰克和克恰诺夫：《贞观玉镜统》（1990）等。
《俄藏黑水城文献》按汉文文献、西夏文世俗文献、西夏文佛教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分编出版。汉文文献依俄藏编号顺序编印，西夏文世俗文献参考传统分类方法按内容分类，依次为语言文字类、历史法律类、社会文学类和古籍译文类；西夏文佛教文献参照经、律、论三藏分类。
《俄藏敦煌艺术品》（1-6册），在1998.12-2003年期间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按内容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敦煌文物350件，现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2）、俄国考察队在敦煌拍摄的1000幅历史照片；（3）、全景和分段的测绘图；（4）、350幅临摹图；（5）、关于170多个洞窟的笔记资料。这些文物和俄藏文献同宗同源，密切相关，可相互参证。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 韩锋)
附：俄国的敦煌学研究概况：
1、［苏］楚古耶夫斯基：《八——十世纪的敦煌》，桑林摘译，《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
2、［苏］立格夫斯基：《八－十世纪敦煌的经济生活与经济形态》，［法］道奋译，魏英邦转译，《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
3、［俄］史卡契柯夫：《俄国新疆考察队（1914－1915）》，孟列夫口译，陈劲榛笔录整理，《敦煌学》（台）第17辑，1991年9月。
4、［俄］奥登堡：《千佛洞石窟寺》，杨自富译，《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
5、［俄］鲁多娃M·A：《观音菩萨在敦煌》，张惠明译，《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
6、［苏］G·M·榜迦德－列文、M·L·沃罗巴耶娃－吉斯雅托夫斯卡娅人：《前苏联研究院东方研究所写本部典藏西藏西域本经籍》，杨富学译，《佛学研究》，1995年第4期。
7、［H·W·贝利］：《一章关于甘州突厥的于阗文文献》，王欣译，杨富学校注，《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0年第4期。
8、［俄］孟列夫：《敦煌文献所见变文与变相之关系》，杨富学译，《社会纵横》（甘肃），1994年第1期，《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
9、［俄］鲁多娃M·A·：《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绘画收藏品》，张惠明译，《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10、［俄］孟列夫：《俄藏敦煌艺术品》（Ⅰ）·序言，王克孝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
11、［俄］鲁多娃：《俄藏敦煌艺术品》（Ⅰ）·序言，王克孝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
12、［俄］孟列夫：《苏联敦煌卷简目》（一）、（二），陈铁凡选辑，《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8卷第2期，1975年12月，新9卷第1期，1976年6月。
13、［俄］孟希科夫：《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汉文写本全字解说明目录》，第一卷前言，姬增禄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
14、［俄］孟希科夫：《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汉文写本全字解说明目录》，第一卷“经济文书”，姬增禄译，《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
15［俄］缅希科夫：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前言》，陈华平、袁席箴译，《敦煌研究》（西北师院学报增刊），1984年10月。
16、［俄］缅希科夫：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献馆藏中国经卷目录》，陈华平、袁席箴译，《阳关》，1985年第1期。
17、［俄］孟列夫：《附录：前苏联敦煌学研究的论著目录》，冰夫译，《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972年12月。
18、［俄］孟西和夫：《苏俄所劫敦煌卷子目录》第十一、十二册，《敦煌丛刊初集》（1－16），黄社武主编，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6月。
19、《俄藏敦煌艺术品》1－2，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1998.12。
20、［俄］萨摩斯卡·吉拉：《黑水城遗址出土12世纪“恒星巫术圈”》郑国穆译，《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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