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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这五年
www.517dunhuang.com 2007-4-2 13:18:01 作者： 来源：
《甘肃日报》记者谢志娟
时间虽已过去５年，但出席了２０００年“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人，应该还记得当时的盛况：大漠深处的莫高窟高朋满座、嘉宾如云，人来人往所谈无不与“敦煌”有关。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藏经洞发现一百年，敦煌学诞生一百年，成摞的学术成果纷纷结集出版：关于石窟考古、关于敦煌艺术、关于石窟保护、关于敦煌文献、关于敦煌吐鲁番史地、关于敦煌语言文字……
一百年，一个又一个关于敦煌的谜解开了。
然而正如冯骥才所言：“就像一个世界那样，敦煌充满了未知的空白和无穷的神秘，对于它，我们已知的永远是远远小于未知……”有关敦煌无数的谜仍未破解，有关莫高窟无数的事情仍待去做。
为了心中从未改变的目标：真实、完整地把莫高窟保存下来，并可持续地交给下一代，再由他们传给子子孙孙。
敦煌研究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开始奋笔续写敦煌学诞生百年后的历史长卷。
对莫高窟来说，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历经１６００多年、现存７３０余窟、塑像２０００余身，壁画４．５万多平方米，５万余件经卷文书的莫高窟，荟萃了这四大文化体系的多种元素。
文物的安全存在是研究利用其的基础，因而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也许是因为所藏太为浩瀚，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如何保护莫高窟更是备受世人关注。
走过了看守期，走过了抢险加固期，自上世纪末，莫高窟的保护进入了科学保护期。然而，在为它拂去灰尘之后、在为它筑起围墙之后、在为它修修补补之后……进入新世纪，人们该怎样守护那些无与伦比的塑像壁画经卷文书？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为了敦煌的久远长存》一文中写道：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文物的不可替代性和其本身不可抗拒被破坏的特质。而文物保护的目的就是延缓文物的衰老过程。因此，预防文物病害的发生就成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更高目标。
变被动为主动，对文物实施预防性保护。这是敦煌研究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摸索，有了一定的经验积淀之后，找寻到的最为合理的保护理念。
说到预防性保护，不能不提起位于莫高窟底层的第８５窟，就在这个曾经有多种疑难杂症的洞窟里，莫高窟、敦煌石窟乃至中国的古代壁画保护掀开了新的一页。不夸张地说，传统的中国壁画保护从第８５窟进入了科学而规范的保护阶段。
第８５窟，何以当得起如此盛誉？
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莫高窟的壁画大多患有各种疑难杂症，据不完全统计，在莫高窟目前存有壁画、彩塑的４９２个洞窟中，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酥碱、霉菌、龟裂、变色等病害。其中以空鼓和酥碱的危害最为严重。兴建于公元９世纪中叶的唐朝，能体现整个敦煌壁画艺术较高水准的第８５窟几乎汇聚了以上所有病症。
１９９８年，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的“敦煌莫高窟第８５窟保护修复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双方摸索出一整套前所未有的方法：从工程学中借鉴而来灌浆技术，再用物理方法进行脱盐工序，这些措施不仅把修复过程中对壁画的损伤降到最小程度，并且使根治壁画病害成为现实。除却技术层面取得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８５窟项目，现状调查、环境监测、壁画病态起因和现状分析、材料制作和工艺分析、修复材料筛选等一整套完整的科学规范的保护程序成形。第８５窟如此引人注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第一部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规则和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参与了第８５窟项目的苏伯民博士认为：“莫高窟第８５窟壁画保护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里程碑式的文物保护项目。”如今，这个里程碑式的项目完工了，不久游人可以从第８５窟全新的容颜中领略到敦煌研究院创造的奇迹。
此前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已是千年高龄的莫高窟，能与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间存在联系？但敦煌研究院巧妙地将这二者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使这种联系一日日地密切起来。
通过与美国的梅隆基金会、西北大学合作，“敦煌壁画计算机储存再现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目前已获取莫高窟２０个典型洞窟壁画的高分辨率数字化图像，实现了４０个洞窟的实景漫游。借助数字技术，这种虚拟洞窟不但能使观者身临其境，且能比在狭小的洞窟内更为清晰地领略到莫高窟的建筑、彩塑以及壁画等等。专家指出，“虚拟洞窟”的出现，不但可以避免壁画受损，还促进了敦煌文化财富的记录和保存，使莫高窟的延年益寿成为可能。
同时，随着互连网站、电子阅览室，图书馆数字化管理的实现，敦煌研究院拥有了一个既能追踪世界前沿信息，又能不断公开和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信息服务体系。这一服务体系为今后将数字技术全方位引入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敦煌研究院将８５窟项目、数字技术开展得如同外科手术一般精细，与此相比，对莫高窟所存在的大环境的治理，线条似乎要粗犷得多。
但这种粗线条的保护却令在窟顶肆虐了千年的风沙服贴了许多。今日站在窟顶，一眼望去，所看到的不再是无遮无拦的黄沙，“Ａ”字型尼龙网栅栏、麦草方格、棉花秸方格织就的大网，以及南北绵延２公里的沙生植物林带，将长年在窟顶经由的三组风向降服。与最初的清理积沙相比较，这种治沙方式显然是一种更为主动的保护方式，而这还只是收服风沙的开始。在形成了预防性保护理念之后，敦煌研究院继而思索建立一个由工程、生物、化学措施组成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防护体系。可以说，这是目前治理风沙的最佳途径。
保护是第一位的，同时保护也是全方位的：莫高窟上中寺保护维修，莫高窟北区崖体加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防洪工程……从南区到北区，从窟顶到窟前，在预防性保护理念的支持下，五年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细致而又全面的呵护，使得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愈加璀璨夺目。
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永远是莫高窟难以承受之重有人说，许多旷世奇宝不是被千年的风雨所损害，而是出土后因保护不善或者利用不当所破坏。从某种程度上讲，保护和利用似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既要使文物得到充分保护，又要使利用效益最大化，至少用博弈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近５年，莫高窟共接待中外游客１８０万人次，其中２００１年超过３１万人次，２００４年超过４３万人次，２００５年超过了４７万人次，并以每年１０％的速度增长。这在极大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石窟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每年夏秋季，蜂拥而至的游客使莫高窟洞窟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反复循环升降对彩塑和壁画的保存带来严重的潜在威胁。游客最多的时候，接待部所有的导游全部上阵带团也不够用，只能采取每个开放洞窟各蹲守一个导游的办法。守一天下来，人都要窒息，已是脆弱不堪的塑像壁画若能言语，想来也会叫苦不堪。
２００５年底，敦煌铁路即将开通的喜讯传来，就在旅游者为前往敦煌更便捷而欢呼的时候，敦煌研究院却在为莫高窟的处境忧心忡忡。
从保护者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限制公众接触文物也许是最好的保护方法。然而这也失去了文物存在的部分价值，显然并非良策。
不能因为保护不让游客前来，也不能因为开放而牺牲不可再生的文物。怎样利用最为合理？怎样能让游客满意而归？
怎样才能找到保护与利用间的平衡点？
这成为最令敦煌研究院头疼的问题。
实行旅游团参观预约制度；开辟藏经洞陈列馆、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增加洞窟参观线路；淡季增加特窟开放……办法想了很多，但这些办法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怎样化解？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相信“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一个两全之策，甚或可以永久性无损保存莫高窟的新方案在思索中渐渐露出轮廓。
２００２年，一份名为《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由樊锦诗院长提交给全国政协。该提案一经提出，便被列为重点提案。根据建议，游客中心建成后，将利用数字技术全面展示莫高窟的自然历史背景与洞窟内容，为游客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而且还可大大减少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缓解日益增加的游客给壁画彩塑带来的潜在威胁。
方案提出３年之后，敦煌研究院通过与有关方面的合作，以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已显雏形：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的现场测定、流量分析研究等工作已完成。其中游客承载量研究表明：莫高窟目前合理游客承载量为２９００人次／日，但最高峰值实际已达到５０００人次／日。
而在未来５年－１５年，莫高窟的游客流量仍将继续攀高，预计游客流量峰值将达到８０００－１６０００人次／日。
游客中心建成后，在等待进洞窟的时间里，游客可以在那里先了解有关莫高窟的详细情况，可以通过虚拟洞窟清晰地领略莫高窟的博大，之后再进入洞窟切身感受。这样，不但游客能看得更好更明白，洞窟也会因游客逗留时间减少而有了喘息机会。同时，莫高窟的接待量也将大大提高，据初步测算，游客承载量能达到５８００人次／日。
尽管每年递增的游客给接待带来很大压力，但敦煌研究院从不因此将游客拒之门外，他们只是一再呼吁：“莫高窟一年四季都很美，莫高窟３６５天都对外开放。我们只是希望，为了莫高窟，也为了游客能静心欣赏，大家不要扎了堆赶在旺季来。”呼吁的同时，他们在怎样更为合理地利用莫高窟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尝试，包括游客中心这一颇具前瞻性建议的提出，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并非死结。
有效的管理就如同一根绳子，可以将美丽却散乱的珠子穿成串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的一天，有位经常与敦煌研究院打交道的外国专家对樊锦诗说：“你们就是缺管理。”管理？一句话如醍醐灌顶，惊醒了虽非管理专业出身，但已从事管理工作多年的樊锦诗。此前，怎么就没意识到管理是门学问呢？惊醒之后，这位将敦煌视作生命一样珍贵的人陷入了思索：“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就是为了保护好敦煌，但显然，事事都离不开你并不是件好事。”思索的结果告诉她：管理不仅是门学问，并且是门大学问。
敦煌研究院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在技术、人才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蓄。但如何将这些积蓄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却无法离开“管理”二字。
如果将这些积蓄比做珍珠，那么有效的管理就如同一根绳子，它可以将这些美丽但却散乱的珠子穿成串。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方法在摸索中逐渐成型，在这套管理方法中，法律化、制度化管理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２００２月１２月，甘肃省有关文物保护的第一部地方性专项法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出台。这部由敦煌研究院积极建议，并协助甘肃省人大、省政府起草的条例，对莫高窟的文物保护、管理的方针、执法主体、范围、对象、奖惩等重要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从那时起，莫高窟前大泉河东岸到石窟崖沿起向西延伸两公里的区域、莫高窟向北延伸至省道２１７线１１公里里程碑处，甚至以公路为中心向两侧各延伸３．５公里的区域，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莫高窟也自此进入了法律保护时代。
依靠法律有效管理文化遗址，是敦煌研究院给“管理”做出的一种诠释。他们为管理做出的另一种诠释，是为莫高窟制定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规划应该能够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敦煌莫高窟历史信息及其全部价值。
２００５年８月，以“保存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为原则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顺利通过论证。这部规划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数年合作的结晶，它将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利用、管理等工作悉数置于科学指导之下。
在它的指导下，敦煌莫高窟将被建成世界级的遗址博物馆，国际一流的保护单位。
而敦煌研究院一直在致力打造的保护中心、游客中心、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也因《规划》的出台变得不再遥远。
《规划》的出台，也让敦煌研究院在如何管理莫高窟方面更为心中有底了。
研究院的掌舵人樊锦诗是这样谈《规划》的：它建立起了莫高窟保护工作的科学模式，它是不断提高莫高窟这一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水平的基本保障。
专家们是这样评价《规划》的：是国内第一份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制定的遗址保护与管理的总体规划，它为中国石窟类型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建立了理论框架，完全可以作为其他同类规划的编制“样本”。
敦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但高素质的人才却可能离开敦煌留住莫高窟，离不开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有效管理。而这三项目标的实现，都不能离开优秀的人才。
在国内众多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中，敦煌研究院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许不是最差，但绝不能算最好。可说来难以置信：全国文保领域屈指可数的几名博士居然近一半选择了它。
“我们‘十五’期间还是做了一些事，院里现有的１１名博士中有９名是这５年学成归来的”。揽才心切的樊锦诗对这个数字似乎比较满意。
为何说归来？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樊锦诗，老一辈的敦煌人是“自投罗网”而去的，去了就再也丢舍不下。舍不下敦煌的樊锦诗心里却再明白不过：如今不是４０年前她毕业的年代了，年轻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作待遇无可厚非。
敦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但高素质的人才却可能离开敦煌。像他们一样能自投罗网来此的毕竟少而又少，怎么办？
想方设法自己培养。
到目前，院里已有近百人次到国外学习过，对没机会出国学习的同志，院里与国内高校联合办学，为年轻人攻读学位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培养高素质的敦煌学人才。有时候院里也矛盾：要用人时，这个在国外，那个在进修，但这些近忧从未改变研究院培养人才的“远虑”。尽管在培养人才方面“钱花海了”，但院里似乎从不担心那些翅膀硬了的人才不归来。
杨富学归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完全有理由不回来。虽说是从研究院考出去的，那么多用人单位向他开出的条件，实在诱人，何况妻子又刚考去北京读博士。
赵声良归来了，在日本苦读７年的洋博士，也有理由不回来。他所学的专业像个香饽饽，在国内外都极为抢手，何况他的７年求学生涯，还有５年是自费。
为何归来？
用好人才是令人才归来的关键。通过实行院级课题制度，向中青年专业人员倾斜，扶持年轻专业人员担任课题负责人；实行中青年优秀学术成果奖励制度；放手给年轻人压担子，把年轻人推到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的前沿，让他们去磨炼、摔打；为年轻人搭建足以发挥其潜能的工作平台，鼓励其干事业的积极性。这些就是敦煌研究院不怕培养出来的孔雀东南飞的原因。这些就是在国内极为稀有的博士后、洋博士回来的原因，他们承认：如果一个单位不能保持向上的发展势头，如果一个单位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们是不会留在此地的。
关爱人才是令人才归来的保障。对外派学习的职工，院里除了工资照发，另有一定数目的奖学金，学成归来的硕士、博士，还有数目可观的科研启动费和安家费。该为年轻人创造的条件一也点不含糊。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一人一套有阳台有卫生间有厨房，带太阳能热水器的房子；分居两地的，千方百计为其夫妻团聚想办法……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所以归来。
但敦煌研究院对人才的选拔也有自己的标准：重视人才，但决不迷信人才；爱惜人才，但决不骄纵人才。你可以个性张扬，你可以散漫不羁，但你不能没有真才实学，你不能不爱敦煌。
一批爱敦煌的人留下了，一批爱敦煌的人学成归来了。他们对敦煌的爱甚至超载了对家庭对亲人的感情。在研究院，不是领导安排加班，而是领导逼着研究人员去休息。许多人通宵达旦地熬夜、许多人攒了假顾不上休、许多人常年顾不着家……如果领导去赶那些不知疲倦的年轻人早些回家去，他也许会反问：“你怎么不早点回去休息？”“敦煌有今天，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批人。”樊锦诗对自己的年轻人赞不绝口，但想到敦煌的未来，她还是着急：“我们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永远需要大批一流的人才，就是那种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项目科学家。我是快退休了，可得想着敦煌的事业交给谁？
如果不为敦煌培养好人才，我就是罪人！后来者比我强，我就知足了。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是的，只要有人，就有希望。
日日夜夜守护着莫高窟的一群人，这５年所做的一件件、一桩桩事情，都是在将莫高窟永远留给人类的希望一点点放大、一点点拉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西藏空鼓病害壁画灌浆加固研究”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在敦煌研究院正式挂牌。
关于敦煌的谜也许永远不能解完，但敦煌研究院却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心愿化作了现实：真实完整地把莫高窟传给子孙后代。
时间虽已过去５年，但出席了２０００年“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人，应该还记得当时的盛况：大漠深处的莫高窟高朋满座、嘉宾如云，人来人往所谈无不与“敦煌”有关。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藏经洞发现一百年，敦煌学诞生一百年，成摞的学术成果纷纷结霭妫汗赜谑呖脊拧⒐赜诙鼗鸵帐酢⒐赜谑弑；ぁ⒐赜诙鼗臀南住⒐赜诙鼗屯侣撤返亍⒐赜诙鼗陀镅晕淖帧?nbsp;
一百年，一个又一个关于敦煌的谜解开了。
然而正如冯骥才所言：“就像一个世界那样，敦煌充满了未知的空白和无穷的神秘，对于它，我们已知的永远是远远小于未知……”有关敦煌无数的谜仍未破解，有关莫高窟无数的事情仍待去做。
为了心中从未改变的目标：真实、完整地把莫高窟保存下来，并可持续地交给下一代，再由他们传给子子孙孙。
敦煌研究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开始奋笔续写敦煌学诞生百年后的历史长卷。
对莫高窟来说，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历经１６００多年、现存７３０余窟、塑像２０００余身，壁画４．５万多平方米，５万余件经卷文书的莫高窟，荟萃了这四大文化体系的多种元素。
文物的安全存在是研究利用其的基础，因而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也许是因为所藏太为浩瀚，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如何保护莫高窟更是备受世人关注。
走过了看守期，走过了抢险加固期，自上世纪末，莫高窟的保护进入了科学保护期。然而，在为它拂去灰尘之后、在为它筑起围墙之后、在为它修修补补之后……进入新世纪，人们该怎样守护那些无与伦比的塑像壁画经卷文书？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为了敦煌的久远长存》一文中写道：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文物的不可替代性和其本身不可抗拒被破坏的特质。而文物保护的目的就是延缓文物的衰老过程。因此，预防文物病害的发生就成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更高目标。
变被动为主动，对文物实施预防性保护。这是敦煌研究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摸索，有了一定的经验积淀之后，找寻到的最为合理的保护理念。
说到预防性保护，不能不提起位于莫高窟底层的第８５窟，就在这个曾经有多种疑难杂症的洞窟里，莫高窟、敦煌石窟乃至中国的古代壁画保护掀开了新的一页。不夸张地说，传统的中国壁画保护从第８５窟进入了科学而规范的保护阶段。
第８５窟，何以当得起如此盛誉？
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莫高窟的壁画大多患有各种疑难杂症，据不完全统计，在莫高窟目前存有壁画、彩塑的４９２个洞窟中，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酥碱、霉菌、龟裂、变色等病害。其中以空鼓和酥碱的危害最为严重。兴建于公元９世纪中叶的唐朝，能体现整个敦煌壁画艺术较高水准的第８５窟几乎汇聚了以上所有病症。
１９９８年，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的“敦煌莫高窟第８５窟保护修复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双方摸索出一整套前所未有的方法：从工程学中借鉴而来灌浆技术，再用物理方法进行脱盐工序，这些措施不仅把修复过程中对壁画的损伤降到最小程度，并且使根治壁画病害成为现实。除却技术层面取得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８５窟项目，现状调查、环境监测、壁画病态起因和现状分析、材料制作和工艺分析、修复材料筛选等一整套完整的科学规范的保护程序成形。第８５窟如此引人注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第一部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规则和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参与了第８５窟项目的苏伯民博士认为：“莫高窟第８５窟壁画保护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里程碑式的文物保护项目。”如今，这个里程碑式的项目完工了，不久游人可以从第８５窟全新的容颜中领略到敦煌研究院创造的奇迹。
此前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已是千年高龄的莫高窟，能与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间存在联系？但敦煌研究院巧妙地将这二者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使这种联系一日日地密切起来。
通过与美国的梅隆基金会、西北大学合作，“敦煌壁画计算机储存再现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目前已获取莫高窟２０个典型洞窟壁画的高分辨率数字化图像，实现了４０个洞窟的实景漫游。借助数字技术，这种虚拟洞窟不但能使观者身临其境，且能比在狭小的洞窟内更为清晰地领略到莫高窟的建筑、彩塑以及壁画等等。专家指出，“虚拟洞窟”的出现，不但可以避免壁画受损，还促进了敦煌文化财富的记录和保存，使莫高窟的延年益寿成为可能。
同时，随着互连网站、电子阅览室，图书馆数字化管理的实现，敦煌研究院拥有了一个既能追踪世界前沿信息，又能不断公开和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信息服务体系。这一服务体系为今后将数字技术全方位引入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敦煌研究院将８５窟项目、数字技术开展得如同外科手术一般精细，与此相比，对莫高窟所存在的大环境的治理，线条似乎要粗犷得多。
但这种粗线条的保护却令在窟顶肆虐了千年的风沙服贴了许多。今日站在窟顶，一眼望去，所看到的不再是无遮无拦的黄沙，“Ａ”字型尼龙网栅栏、麦草方格、棉花秸方格织就的大网，以及南北绵延２公里的沙生植物林带，将长年在窟顶经由的三组风向降服。与最初的清理积沙相比较，这种治沙方式显然是一种更为主动的保护方式，而这还只是收服风沙的开始。在形成了预防性保护理念之后，敦煌研究院继而思索建立一个由工程、生物、化学措施组成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防护体系。可以说，这是目前治理风沙的最佳途径。
保护是第一位的，同时保护也是全方位的：莫高窟上中寺保护维修，莫高窟北区崖体加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防洪工程……从南区到北区，从窟顶到窟前，在预防性保护理念的支持下，五年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细致而又全面的呵护，使得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愈加璀璨夺目。
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永远是莫高窟难以承受之重有人说，许多旷世奇宝不是被千年的风雨所损害，而是出土后因保护不善或者利用不当所破坏。从某种程度上讲，保护和利用似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既要使文物得到充分保护，又要使利用效益最大化，至少用博弈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近５年，莫高窟共接待中外游客１８０万人次，其中２００１年超过３１万人次，２００４年超过４３万人次，２００５年超过了４７万人次，并以每年１０％的速度增长。这在极大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石窟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每年夏秋季，蜂拥而至的游客使莫高窟洞窟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反复循环升降对彩塑和壁画的保存带来严重的潜在威胁。游客最多的时候，接待部所有的导游全部上阵带团也不够用，只能采取每个开放洞窟各蹲守一个导游的办法。守一天下来，人都要窒息，已是脆弱不堪的塑像壁画若能言语，想来也会叫苦不堪。
２００５年底，敦煌铁路即将开通的喜讯传来，就在旅游者为前往敦煌更便捷而欢呼的时候，敦煌研究院却在为莫高窟的处境忧心忡忡。
从保护者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限制公众接触文物也许是最好的保护方法。然而这也失去了文物存在的部分价值，显然并非良策。
不能因为保护不让游客前来，也不能因为开放而牺牲不可再生的文物。怎样利用最为合理？怎样能让游客满意而归？
怎样才能找到保护与利用间的平衡点？
这成为最令敦煌研究院头疼的问题。
实行旅游团参观预约制度；开辟藏经洞陈列馆、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增加洞窟参观线路；淡季增加特窟开放……办法想了很多，但这些办法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怎样化解？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相信“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一个两全之策，甚或可以永久性无损保存莫高窟的新方案在思索中渐渐露出轮廓。
２００２年，一份名为《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由樊锦诗院长提交给全国政协。该提案一经提出，便被列为重点提案。根据建议，游客中心建成后，将利用数字技术全面展示莫高窟的自然历史背景与洞窟内容，为游客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而且还可大大减少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缓解日益增加的游客给壁画彩塑带来的潜在威胁。
方案提出３年之后，敦煌研究院通过与有关方面的合作，以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已显雏形：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的现场测定、流量分析研究等工作已完成。其中游客承载量研究表明：莫高窟目前合理游客承载量为２９００人次／日，但最高峰值实际已达到５０００人次／日。
而在未来５年－１５年，莫高窟的游客流量仍将继续攀高，预计游客流量峰值将达到８０００－１６０００人次／日。
游客中心建成后，在等待进洞窟的时间里，游客可以在那里先了解有关莫高窟的详细情况，可以通过虚拟洞窟清晰地领略莫高窟的博大，之后再进入洞窟切身感受。这样，不但游客能看得更好更明白，洞窟也会因游客逗留时间减少而有了喘息机会。同时，莫高窟的接待量也将大大提高，据初步测算，游客承载量能达到５８００人次／日。
尽管每年递增的游客给接待带来很大压力，但敦煌研究院从不因此将游客拒之门外，他们只是一再呼吁：“莫高窟一年四季都很美，莫高窟３６５天都对外开放。我们只是希望，为了莫高窟，也为了游客能静心欣赏，大家不要扎了堆赶在旺季来。”呼吁的同时，他们在怎样更为合理地利用莫高窟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尝试，包括游客中心这一颇具前瞻性建议的提出，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并非死结。
有效的管理就如同一根绳子，可以将美丽却散乱的珠子穿成串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的一天，有位经常与敦煌研究院打交道的外国专家对樊锦诗说：“你们就是缺管理。”管理？一句话如醍醐灌顶，惊醒了虽非管理专业出身，但已从事管理工作多年的樊锦诗。此前，怎么就没意识到管理是门学问呢？惊醒之后，这位将敦煌视作生命一样珍贵的人陷入了思索：“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就是为了保护好敦煌，但显然，事事都离不开你并不是件好事。”思索的结果告诉她：管理不仅是门学问，并且是门大学问。
敦煌研究院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在技术、人才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积蓄。但如何将这些积蓄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却无法离开“管理”二字。
如果将这些积蓄比做珍珠，那么有效的管理就如同一根绳子，它可以将这些美丽但却散乱的珠子穿成串。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方法在摸索中逐渐成型，在这套管理方法中，法律化、制度化管理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２００２月１２月，甘肃省有关文物保护的第一部地方性专项法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出台。这部由敦煌研究院积极建议，并协助甘肃省人大、省政府起草的条例，对莫高窟的文物保护、管理的方针、执法主体、范围、对象、奖惩等重要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从那时起，莫高窟前大泉河东岸到石窟崖沿起向西延伸两公里的区域、莫高窟向北延伸至省道２１７线１１公里里程碑处，甚至以公路为中心向两侧各延伸３．５公里的区域，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莫高窟也自此进入了法律保护时代。
依靠法律有效管理文化遗址，是敦煌研究院给“管理”做出的一种诠释。他们为管理做出的另一种诠释，是为莫高窟制定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规划应该能够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敦煌莫高窟历史信息及其全部价值。
２００５年８月，以“保存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为原则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顺利通过论证。这部规划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数年合作的结晶，它将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利用、管理等工作悉数置于科学指导之下。
在它的指导下，敦煌莫高窟将被建成世界级的遗址博物馆，国际一流的保护单位。
而敦煌研究院一直在致力打造的保护中心、游客中心、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也因《规划》的出台变得不再遥远。
《规划》的出台，也让敦煌研究院在如何管理莫高窟方面更为心中有底了。
研究院的掌舵人樊锦诗是这样谈《规划》的：它建立起了莫高窟保护工作的科学模式，它是不断提高莫高窟这一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水平的基本保障。
专家们是这样评价《规划》的：是国内第一份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制定的遗址保护与管理的总体规划，它为中国石窟类型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建立了理论框架，完全可以作为其他同类规划的编制“样本”。
敦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但高素质的人才却可能离开敦煌留住莫高窟，离不开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有效管理。而这三项目标的实现，都不能离开优秀的人才。
在国内众多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中，敦煌研究院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许不是最差，但绝不能算最好。可说来难以置信：全国文保领域屈指可数的几名博士居然近一半选择了它。
“我们‘十五’期间还是做了一些事，院里现有的１１名博士中有９名是这５年学成归来的”。揽才心切的樊锦诗对这个数字似乎比较满意。
为何说归来？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樊锦诗，老一辈的敦煌人是“自投罗网”而去的，去了就再也丢舍不下。舍不下敦煌的樊锦诗心里却再明白不过：如今不是４０年前她毕业的年代了，年轻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工作待遇无可厚非。
敦煌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但高素质的人才却可能离开敦煌。像他们一样能自投罗网来此的毕竟少而又少，怎么办？
想方设法自己培养。
到目前，院里已有近百人次到国外学习过，对没机会出国学习的同志，院里与国内高校联合办学，为年轻人攻读学位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培养高素质的敦煌学人才。有时候院里也矛盾：要用人时，这个在国外，那个在进修，但这些近忧从未改变研究院培养人才的“远虑”。尽管在培养人才方面“钱花海了”，但院里似乎从不担心那些翅膀硬了的人才不归来。
杨富学归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学的博士后，完全有理由不回来。虽说是从研究院考出去的，那么多用人单位向他开出的条件，实在诱人，何况妻子又刚考去北京读博士。
赵声良归来了，在日本苦读７年的洋博士，也有理由不回来。他所学的专业像个香饽饽，在国内外都极为抢手，何况他的７年求学生涯，还有５年是自费。
为何归来？
用好人才是令人才归来的关键。通过实行院级课题制度，向中青年专业人员倾斜，扶持年轻专业人员担任课题负责人；实行中青年优秀学术成果奖励制度；放手给年轻人压担子，把年轻人推到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的前沿，让他们去磨炼、摔打；为年轻人搭建足以发挥其潜能的工作平台，鼓励其干事业的积极性。这些就是敦煌研究院不怕培养出来的孔雀东南飞的原因。这些就是在国内极为稀有的博士后、洋博士回来的原因，他们承认：如果一个单位不能保持向上的发展势头，如果一个单位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们是不会留在此地的。
关爱人才是令人才归来的保障。对外派学习的职工，院里除了工资照发，另有一定数目的奖学金，学成归来的硕士、博士，还有数目可观的科研启动费和安家费。该为年轻人创造的条件一也点不含糊。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一人一套有阳台有卫生间有厨房，带太阳能热水器的房子；分居两地的，千方百计为其夫妻团聚想办法……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所以归来。
但敦煌研究院对人才的选拔也有自己的标准：重视人才，但决不迷信人才；爱惜人才，但决不骄纵人才。你可以个性张扬，你可以散漫不羁，但你不能没有真才实学，你不能不爱敦煌。
一批爱敦煌的人留下了，一批爱敦煌的人学成归来了。他们对敦煌的爱甚至超载了对家庭对亲人的感情。在研究院，不是领导安排加班，而是领导逼着研究人员去休息。许多人通宵达旦地熬夜、许多人攒了假顾不上休、许多人常年顾不着家……如果领导去赶那些不知疲倦的年轻人早些回家去，他也许会反问：“你怎么不早点回去休息？”“敦煌有今天，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批人。”樊锦诗对自己的年轻人赞不绝口，但想到敦煌的未来，她还是着急：“我们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永远需要大批一流的人才，就是那种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项目科学家。我是快退休了，可得想着敦煌的事业交给谁？
如果不为敦煌培养好人才，我就是罪人！后来者比我强，我就知足了。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是的，只要有人，就有希望。
日日夜夜守护着莫高窟的一群人，这５年所做的一件件、一桩桩事情，都是在将莫高窟永远留给人类的希望一点点放大、一点点拉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西藏空鼓病害壁画灌浆加固研究”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在敦煌研究院正式挂牌。
关于敦煌的谜也许永远不能解完，但敦煌研究院却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心愿化作了现实：真实完整地把莫高窟传给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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